住在重慶長壽化工園區的老工人趙東東(化名)對此中伎倆相當熟稔。“只要有人帶路,半夜你去廠區走一趟,就可以看到一些企業一條條排污管直通長江,都在拼命偷排”,“白天你是絕對看不到的,環保局經常派人過來檢查,一檢查都是好的”。
對企業而言,偷排廢水正面效益明顯,節省大量排污費用,但對長江卻是一場大災難。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長江干流共有取水口近500個,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邊污染帶的影響。
近年來的調查表明,長江已形成近600公里的岸邊污染帶,其中包括300余種有毒污染物。
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周琪告訴《財經國家周刊》,現有評價標準,很難全面反映長江的水質狀況。
“常用的主要有COD、BOD、大腸菌群、溶解氧等,但隨著化工企業種類的增多,污染物的種類在不同江段也呈現出差異;而目前的監測結果并不能很好反映出來;即使是污水處理廠,也很難將全部污染物一一清除。”周琪認為。
治理的尷尬
對在長江流域的環境風險,無論是政府還是專家,都早已有所警惕。問題明晰,但治理卻遠非想象中容易。
近年來,國家明確規定了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采取關、停、并、轉和限期治理的制度,長江沿岸各地環保部門也加大打擊力度,但翁立達卻認為效果式微:“長江污染治理至今,依然呈現變差趨勢,沒有扭轉根本局面。”
長江正陷入一個逐漸被透支未來的惡性循環:一方面,沿岸化工企業數量越來越多,危機四伏;另一方面,長江污染物稀釋很快,干流水質在現有的評價標準下總體良好,“人們又開始心懷僥幸”。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調查發現,目前有關長江的討論,多集中于防洪、水資源調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對于污染治理,則鮮有人長期關注。翁立達等少數學者長年執著的聲音,終未形成主流。
陳振樓坦言,或許真的要等到長江干流爆發一次重大污染事件,沿岸化工污染的控制才會最終擺上臺面。“問題是,長江與其他河流不一樣,一次重大事故可能就完蛋了。”
擺在治理者面前的第一道難題,是長江環境容量到底有多大?《財經國家周刊》問及所有受訪者時,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專家學者,統一答案均是“搖頭”。
但在混沌中,一些曾經的化工“明星”省份,已開始意識到沿江化工產業過于飽和,繼而轉向治理。
比如2007年曾飽受太湖藍藻困擾的江蘇,在整個無錫市飲水遭遇威脅的危局下,被迫追尋根源,結果發現化工企業排污造成太湖80%以上水體富營養化,成為藍藻大暴發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