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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
對環境領域“先進”個人的評選今年已有多起，且勿論純官方色彩的“環保先進工作者”，以活動方式進行的就有我國首個民間環保獎項——“阿拉善生態同盟see生態獎"評選”、“綠色中國人物”、“中國十大民間環保人物”等。但這些活動是否能選出真代表？
在目前偽環保、極端環保喧賓奪主的情況下，要真正選出能反映環保國事的代表，必須選“事在人為”——這些人在2005年的環保大事上有所作為。另外，做事的人千千萬，還應該借鑒執政黨的經驗——考慮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定出以下“四有四不”篩選原則，即有知識、有影響、有道德、有理想，不沖動、不盲從、不胡說、不好斗。
嚴格說來，“事在人為”加“四有四不”的條件很苛刻，也屬于高大全，強人所難。但可以按這個標準找最接近的，或者最極端的——正面典型和反面教材。畢竟如果某位人物可以按這“四有四不”來掂斤兩，至少說明其獻身環保事業了。至于合乎標準的程度只是立場不同罷了，這總比找些偶爾到環保領域靠客串作秀的“演藝明星”有意義得多。
按此標準梳理一年來的環保大事，立即可以發現一類群體脫穎而出——中國的環保是基本國策、國家意志，因此不能不以官員為主導。我個人認為，2005年至少有六個官員(四位部長，兩位市長)按“四有四不”的標準在說、做、炒環保上做出了突出貢獻：潘岳、周生賢、毛超峰、孫國強、汪恕誠、馬凱。雖說與官相比，民的影響小得多，但2005年民間環保也很熱鬧，且由于論戰不斷，百姓眼睛中的環保主角可能更多是他們。不過，為避免2005年民間環保中的污點——某些動機不純的人借此揚名，筆者只列了兩個針鋒相對的代表：方舟子pk汪永晨。2005年，他們數次以科學為主題進行論爭，而且論爭的雙方把火力主要放在了“四有四不”上。在這種論爭中，學界也通過傳媒摻和進來，兩個看起來是內行的人做了若干對公眾環保影響很大的事。一個是劉建國，因為他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刊物《nature》上發表了對中國環境的整體評價；一個是蔣高明，植物學家也介入最熱門的對水電開發中的環境影響進行評論。對他們進行“四有四不”的評價直接關系到環保的基石——科學。
下面就對這十位人物做一個年終工作總結。為了便于大家記住他們的個人特色，筆者還評了若干單項獎。不過，筆者有言在先，對后四位，大家是平民對平民，“小人”之心易于度“小人”之腹。而前六位，筆者則是“小人物看大人物”，權當“真實的戲說”吧。
選了誰？
1、開場主角——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
這是一位少年得志的部級干部，也是2005年環保揭幕劇——“環評風暴”的總導演。
潘岳是美國《商業周刊》評出的2005年度“亞洲之星”。其實不用老外摻和，潘岳在國內也絕對是新聞人物。以他為代表的環保官員讓環保總局在2005年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印象都有了大躍進：通過環評風暴使環境影響評價由可有可無、若有若無變成了“不是萬能的，沒有卻是萬萬不能的”；通過圓明園防滲膜事件的公眾聽證會，使公眾參與環境監督的設想得到了初步落實；通過突出環境約束的影響和倡導發展循環經濟，使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成為新的基本國策……
這些舉措，使2005年的確稱得上環保系統的擴權元年。但2005年環保總局的作為也被人稱為環保圈地運動，言下之意，正如超常規的“圈地運動”，結果正確，并不意味著程序就一定正確，更不意味著這就是最優結果。2005年潘岳施政的程序，可以評述如下：為了環保局能有為有位，潘岳采用了與當年毛澤東頗為神似的施政手法——大棒加典型。大棒是環評，不僅掀起了“環評風暴”，還主動出擊，使環保局強力介入地方政府的經濟項目立項和運行環節，并觸動到許多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環保上有所作為。據悉，2005年的這種四面出擊已經四處樹敵：環保總局與水利部在淮河問題上的明爭、與國家林業局在自然保護區管理上的暗斗以及與國家統計局在是否引入綠色gdp體系上的關系顯然已經影響到大局。[page]
從“圈地運動”起就早有史鑒：超常規的，即便是有利于社會進步，也不得人心。何況環保總局在其中的部門利益太明顯了。
環保是干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必須看到，環保總局的擴權真是有限的。就以圓明園防滲膜事件為例，自2005年3月28日《人民日報》首次披露圓明園防滲工程事件至今，盡管環保總局早公布了整改決定，盡管圓明園管理處聲稱將嚴格按照決定認真整改，盡管已有許多媒體報道“整改工程已經啟動”，公眾對此事依然高度關注，對如何整改依然疑慮重重。截止2005年年底，圓明園的防滲膜并未按照環評報告“整改”。可見，網民所言得之：環保總局副局長，不重實效重影響。盡管潘岳上鏡時曾坦言不在乎個人毀譽，但呼風喚雨的他卻不得不在乎國家利益：個人偏好、書生意氣等等，都得服從工作需要。
總之，潘岳做到了“有知識、有影響、有道德、有理想”，卻離“不沖動、不盲從、不胡說、不好斗”有點距離。
與潘岳在千家萬戶的知名度相比，另一位級別更高的部級干部要低調得多，這是——
2、落幕壓軸——原國家林業局局長周生賢
這是一位級別更高的官員，因2005年環保的落幕大事——松花江污染事件接管了環保系統并名聲大噪，其實他已在生態領域主政環保大事多年。
一向低調的周生賢局長2005年很忙，不過不是忙于上鏡，而是忙著做成果總結和發布。這些成果可一言以蔽之：“真小實”。
真，是有許多最新林業國情和生態建設工程成果發布，包括六大林業工程兩總結——退耕還林和天保工程按期進展，防沙治沙取得重大成果，荒漠化第一次出現了逆轉趨勢，自然保護區已達到2194個；最新生態國情判斷——我國生態狀況由“點上治理、面上破壞；局部好轉、全局惡化”進入了“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森林面積增加2.4億畝；全國40%的自然濕地得到有效保護；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由1990年的367萬平方公里下降到356萬平方公里；全國沙化土地擴展趨勢已得到初步遏制，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現在年均縮減1283平方公里。
小，是林業局做了許多不起眼或者起眼但似乎很瑣碎的事。不起眼的——例如生態公益林補償，起眼但瑣碎的——為了配合國民黨主席連戰今年的大陸“破冰之旅”，國家擬將大熊貓贈臺。但要送去一對合格的大熊貓并非易事，直屬國家林業局的臥龍保護區包括周局長都做了許多默默無聞的工作；又如林業局開展的林業執法大檢查等，都是大事，卻都沒有到處張揚。
實：周局長當然也有縱橫捭闔的時候：宛若當年毛澤東指點江山，提出了我國生態建設正處于“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與潘岳不同，他還提出了與此國情相適應的對策——“相持階段”要實行“東擴、西治、南用、北休”分類指導。這些話可不是像潘岳那樣標新立異，而是有根有據、實話實說——判斷我國生態狀況處于“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的依據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內在指標，一是外在指標。內在判斷指標包括森林、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樣性、濕地、草原、農田生態以及城市生態等8項內容。外在判斷指標包括以人均gdp指標為代表的經濟發展水平、以恩格爾系數為代表的社會發展水平、以公共投入指標為代表的公共事業發展水平、以工業反哺農業為代表的農業發展水平等四項內容。這個結論就是根據這些指標判斷的結果。要盡快度過我國生態建設“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必須全力實施以生態建設為主的林業發展戰略，按照“東擴、西治、南用、北休”的區域發展戰略，科學布局和重新調整林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東擴”主要指在東南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大力擴展林業發展的空間；“西治”主要指在我國西部那些生態脆弱、治理難度大、任務艱巨的地區，加快治理步伐；“南用”主要指在南方光熱、降雨條件較好的地區，大力發展人工林提供木材；“北休”主要指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天然林休養生息。[page]
不過，中國的事很難，即便真、小、實，也免不了出事：根據我國國情和生產力布局，必然南用為主，但今年的南用一直在肇事：去年已經曝光的金光集團云南、海南毀林案又掀波瀾；由于林業局的支持，金光集團繼續“北伐”，以致河南出現了五地市長共爭一商(金光集團投資商)的局面。這些事都被綠色和平組織揭露得一絲不掛；國家林業局出面扶持的萬里大造林，已被證實為一場騙局，等等。但周局長已經來不及完善了，由于年末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擅長“真小實”的周局長歲末履新國家環保總局局長。也許今后環保總局的施政風格能因此得到調整，環保總局的擴張能更加有序，環保總局與林業局的權力交叉能得到厘清……總之，要周局長做的還很多。不知道周局長走后，這種“真小實”能否在林業局延續；周局長到后，這種“真小實”能否在環保局發芽？
前兩位都是政府要員，第三位卻是默默無聞的地方小吏，但他是一座名聲在外的城市的市長——
3、河南省焦作市市長毛超峰
說名聲在外，是因為每年國家環保總局的世界環境日活動常規項目——公布十大空氣污染城市，上榜的自然“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但焦作入列，的確讓人不可思議。因為焦作先有一個深謀遠慮的市委書記秦玉海，積極倡導產業結構調整，將焦作的云臺山打造為第一批世界地質公園，后來又成功創建國家優秀旅游城市和國家衛生城市——這樣的城市，2005年卻上了全國十大污染城市的黑榜。
毛市長在第一時間公開向市民道歉，并承諾在本年內摘掉黑帽，市環保局還下發了《關于開展市大氣污染整治“颶風行動”的通告》。
市長道歉，不是一條特別的新聞，因為在他之前，道歉的市長、省長們已有若干，但是，人們還是對此投以贊許的目光。一個城市被冠以“十大污染城市”，作為政府的主要領導，感到極大不安，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一座城市污染嚴重到如此地步，其責任恐怕也不能讓市長一人擔著，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如環境基礎設施落后、不法企業肆意排放污染物、環保部門監管不力等等，更何況，焦作又是一個以煤炭產業起家的工業城市。
強調這么多客觀理由，是否刻意為毛市長開脫呢？非也，倒是想起另一條與此相關的新聞。2005年世界環境日前夕，國家環保總局一位負責人答記者問時說了一段話：“有些基層環保局長在上級督辦、政府干預、群眾上訪三層壓力中工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甚至自己充當舉報人寫匿名信，向上級反映應該由他來管的事。”
與毛市長的道歉相比，這條新聞有點特別：治理污染是環保部門份內之事，環保局長自己不動手抓，卻要借上級主管部門之力，豈不是有點匪夷所思？不過，仔細想想，也就見怪不怪了：基層環保局是地方政府的一個部門，其局長由本級政府任命并對本級政府負責，經費開支列入本級政府財政預算。假設某市要上馬一個重大項目，地方領導也竭力推動，但項目卻可能帶來環境污染，這種情況下，環保部門如果扮演一個“鐵面無私”的角色，其境遇可想而知。
因此，盡管市長道歉、承諾，但現實就是現實。毛市長的環保重誓還沒在國家環保總局見效，又遭到了國家環保總局的重典：連坐。連坐是一種荒唐卻屢屢有效于亂世的重典。毛市長肯定沒想到，他的豪氣沖天還沒有過年，環保總局的首次連坐就下來了：2005年10月，因為焦作東方金鉛有限公司的違規，焦作市將不會獲得任何大型項目上馬的政策允許。這個企業被認為是焦作“十一五”期間的重要經濟增長點，2005年上半年，這個企業的出口創匯已在焦作位居第四；禍不單行，雖然自稱“颶風行動力度之大，規模空前”，但媒體又抖出了其宇航化工廠四毒俱全的新聞：有毒氣體、地下水源、粉塵、噪聲污染讓附近的橋南村萬余村民受害市政府卻敷衍塞責之事。可見市長的道歉跟市級的整治還是有相當距離的，與整治達到預期成果就更遠了。[page]
如果2006年毛市長仍然成為我的環保賀歲文的主角，不用說，那肯定是因為他言行一致了：國內有這么多市長、省長因為環保問題道歉，但一年就能見效的寥寥無幾——山西臨汾已經在十大空氣污染城市榜上“三連冠”了，市長誓言已快成“狼來了”。
當市長言行不一，恐怕在目前的體制下是一個通病，比如另一位市長——
4、貴陽市長孫國強
準確說，這是一位前市長。
盡管循環經濟在現代產業結構下表現形式復雜，但目前的政策口徑將其歸為大、中、小三個層次：大指一定區域范圍內的整個社會、經濟系統按循環經濟的要求組織起來運行；中指工業園區范圍內的企業之間達成循環經濟要求的物流狀態；小指某一企業的生產基本符合3r原則。孫市長倡導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就應該是“大循環”模式：貴陽市是國家環保總局命名的全國惟一的循環經濟試點城市。市政府已于2004年頒布了《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城市條例》——我國第一部關于循環經濟的地方法規。另外，貴陽分別請清華大學和中國環境科學院完成了以煤化工、磷化工為主題的乃至全市的循環經濟發展規劃，進行了諸多據說是以循環經濟理念為指導的項目。然而，到貴陽參觀的諸多官員卻少有到魯北化工、貴港糖業參觀那樣的感悟，反而常有感慨：什么循環經濟，什么都見不著！的確，在貴陽，除了市長的說法、紙上的規劃和掛起的牌子，沒有任何跡象能表明循環經濟給貴陽帶來了變化。甚至還傳出這樣的笑話：酸雨城貴陽號稱因為推進了循環經濟，已連續四年沒有酸雨。而貴陽的有關規劃是到2003年才通過專家評審的——規劃都沒有做完，效益都已經出來了！
說到貴陽的尷尬，就不得不提到在大層次上推行循環經濟的條件——如果沒有足夠高的工業化、市場化程度和足夠全的產業配套，橫跨多個產業系統、需要一定物流量保證的城市級別的大循環經濟體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在北京、上海或者以產業配套齊全、工業園區建設完善的蘇州，推行區域層次的循環經濟恐怕都是中長期規劃才敢考慮的，何況貴陽！
孫市長從2001年起，就致力于在貴陽搞“大循環”。對于落后城市的市長而言，堪稱愿望好、理念新、責任重。但客觀規律難以違背，在全市范圍內推進循環經濟需要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較大的物流量和較發達的市場經濟環境。“大循環”只能是水到渠成的事。貴陽目前的建設循環經濟生態城市的設想，有點像當年(1958)毛澤東的1070萬噸鋼目標。現在我國限產、壓產鋼產量也近3億噸/年，而當年那么點鋼即便砸鍋賣鐵加上“放衛星”也煉不出來。何況，孫市長抓循環經濟的切入點也有問題，專門成立的循環經濟辦公室設在環保局，而推動循環經濟的本質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根本不是環保局能干得了的。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主要是靠發改委來推動的。不過，孫市長的循環經濟夢可能有了轉機——2005年，孫國強履新貴州省發改委主任。如果2006年孫市長能在循環經濟上有所作為，恐怕還得歸功于新崗位之惠吧。
兩位部長加兩位市長，中國的環保官場生態大貌已初露端倪。但現在的中國官場，已是知識時代，僅作學貫中西思，其中代表例如——
5、水利部長汪恕誠
學者風范的汪部長接連發表了《大壩與生態》、《c模式：自律式發展》兩篇文章，沒有激情，沒有誓言，所以與潘岳的雄文相比“行而不遠”。但其中內容，對中國環保事業展示了一種智者之范。例如，在《大壩與生態》中，他從人與自然的關系、水電發展的歷史進程、大壩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關于大壩與生態問題的幾點認識四個方面來談。其中將大壩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總結為八方面：移民問題，對泥沙和河道的影響，對大氣的影響，水體變化帶來的影響，對魚類和生物物種的影響，對文物和景觀的影響，地質災害，潰壩。如此客觀、全面、理性，是任何一個高舉環保大旗到處吶喊的斗士們都難以企及的。針對2005年繼續并加重的煤電油運瓶頸，他又以《c模式：自律式發展》進行了深遠的思索。在文中，他準確地把握了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問題的特點：第一，人多資源少；第二，資源分布不均；第三，生態系統脆弱；第四，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因此，中國的資源配置，一定要在國家層面上進行宏觀調控，進行優化配置。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別說到人均8000美元，恐怕到不了人均3000美元，中國的資源和環境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到那時歷史可能根本不給我們機會，讓我們達到人均8000美元的時候回頭再來搞污染治理。因此，中國只能走自律式發展有中國特色的道路(c模式即中國模式)，就是要進行總量控制，要搞一套機制自己約束自己。[page]
汪部長是低調的人，恐怕最符合我們苛刻的“四有四不”標準。文如其人，這兩個報告也符合：雖然這兩個報告都針對環保熱點問題——一個針對怒江水電開發，一個針對建設節約型社會，但這兩個報告都沒有轟動效果。為什么呢？可能是其都有共同的基調——科學，看了讓人冷靜、讓人思考。的確，要是一個國家在大事上出現2005年超級女聲那樣莫名其妙的狂熱，國何以堪！
說到科學，不得不先提一位口口聲聲科學的反偽科學斗士和一位口口聲聲環保、卻屢屢被科學打假的環保熱心人士——
6、方舟子pk7、汪永晨
2005年，科學打假斗士方舟子難得地介入了環保。
方舟子今年在三個場合全面與環保開戰：
一是就人類是否應該敬畏大自然與傳統環保人士展開論爭；
二是在圓明園環評事件中打假，曝了假科學家的光，給環保ngo扣了極端環保和偽環保的帽子；
三是怒江水電開發中讓汪永晨全面出丑，讓自然之友總干事在臺下陷于批斗之境。
除了第一件務虛，其它都與年度環保大事關聯。這三件事，從社會效果來看，以方舟子為代表的有科學背景的專業人士占了上風。這也難怪，知識就是力量。盡管這三次論爭中方舟子因為過于刻薄、過于“話語霸權”，但瑕不掩瑜，方舟子的確給一些可以花三小時做演講，也不肯花三分鐘學習的極端環保、激情環保人士好好上了一課。
方舟子的“對立面”——汪永晨歷來是民間環保的活躍人物。然而，她是一個熱心環保也只有熱心的女士。這么多年來，她無怨無悔地堅持環境公益事業，但她的文章和演說也仍然堅持缺乏最起碼的環境知識。剛開始，她只是一個愛好者，所以只有熱心就可以了。但現在她已是公眾人物，說是環境ngo的一面大旗也不為過，仍然堅持無知和幼稚，就有誤人子弟的嫌疑了。
目前，方舟子的這種勘誤已與官員的傾向不謀而合。例如，國家環保總局環評司司長祝興祥就評價“圓明園聽證會”代表理性不足。祝興祥稱，“圓明園聽證會”是《環境影響評價法》實施以來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公眾聽證會，也是我國環保領域規模最大、程序最正式的一次聽證會。因為參與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從社會上邀請過來的，囊括了正反兩方不同意見。因此，這場聽證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但祝興祥認為這場聽證會有些缺陷。特別是聽證會代表發言時感性成分大，理性成分少。雖然爭論很激烈，但沒有拿出充足的事實和數據，不太符合聽證會的宗旨。
不過，換個角度，幾乎“句句是真理”的方舟子所作所為也的確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怒江水電開發事件，其實方舟子和汪永晨本來是地地道道的同盟者：他們的最高追求都是國家公益。就這個事件而言，他們是“內戰”，由于他們的“內戰”，真正需要公眾關注的——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的典范——電力行業卻在“環評風暴”后又從公眾的審視中逃脫了。盡管方舟子歷來訐之有理，但汪永晨需要的是業務上的培訓而非道德上的整治，將她列為靶子，不僅會浪費進攻人民公敵的子彈，而且于公益事業必然不利——試問，有幾個環保業內人士肯拿出大量時間和精力來維護公眾利益，多數人——尤其做環評的人，不少干的是誰有錢誰有理的活。比起他們，汪永晨即便千錯萬錯，也不算過。
正因為方舟子不分敵我，無意中成為電力公司的盟友——“凡是敵人反對的，就是我們擁護的”，從公益事業來講，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按我們前面的“四有四不”標準看來，方舟子也是惟一的四有但四不“不”的人。所以可評為年度環保遺憾人物。
環保ngo被學術打假，其實這并沒有什么丑：他們只是公益事業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最多相當于業余學者，犯點學術錯誤在所難免。不過，職業學者犯和屢犯學術錯誤，就有問題了。2005年，有兩位本來絕對是內行的科學家在環保上說了不少外行話，他們是2005年環保人物第八、第九位——[page]
8、生態學家劉建國，9、植物學家蔣高明
劉建國在世界最頂級的學術期刊《nature》上發表了對中國環境的整體評價，蔣高明這個植物學家深度參與到評論水電開發對環境的影響中。對他們的參與，可以總結為；外來的外行劉建國和隔行的外行蔣高明。
美籍華裔生態學家、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劉建國在《nature》雜志上發表長文《全球化下的中國環境：中國與世界各地如何相互影響》。其主要觀點是：
——中國高速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老舊、低效、污染環境的技術與設備，這些技術被中國的采煤產業、水泥廠、造紙廠、化工廠廣為使用。中國工業能量利用率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中國幾乎所有的近海都被污染。
——淡水漁業資源因受到污染和過度捕撈的影響而消耗殆盡。品質退化。
——由于環境破壞造成了經濟損失，社會沖突，和對人民健康造成危害。
不必說劉建國的文章第一句話就出錯：“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其國土面積居世界第四”，也不必說這些內容在中國只是老生常談，“地球人都知道”，單說劉建國在發表后接受的采訪中宣稱的中國對策：“要買就要買先進的技術，不能買已經過時的產品。雖然買先進技術比較貴，但是從長遠來說，污染小，
能源利用率高，從經濟學角度來說，也是比較有利的”。這種對策比劉建國在文章中的跨行——從生態技術領域到宏觀環境領域——還遠。懂一點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實技術進步是相對的，而環境容量是不一樣的，從經濟學角度來說，這是經濟產出與環境容量的消費者支付意愿的比值。中國的很多地方還處在溫飽階段，環境消費者支付意愿不可能高，而且先進技術要發揮比較優勢必須要求上下游產業、人力資源等配套，這種情況下盲目引進所謂先進技術，很可能又搞成大躍進。就這篇文章來看，生態學家劉建國研究中國宏觀環境，頗有點“毛主席抓經濟”的味道。劉建國自稱因為“對中國的環境及其對社會、經濟和人類健康的影響以及與世界各國的關系有全面的認識，但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綜合性的文章”。然而，由這樣中國的門外漢來完成這種文章，確實有點“志大才疏”的嫌疑。將這種文章發到頂級學術期刊上，則更加說明“外來的和尚只會念無用的經”。
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學家蔣高明研究員，參與到怒江水電開發中的環境影響爭論中，與劉建國的情況還不太一樣——他們的錯誤是相似的，他們的動機是不同的。劉建國介入中國宏觀環境研究領域，動機是顯然的——這一領域很熱，借此揚名后會拿到更多項目；而蔣高明進入非專業領域，我想還是他的公益心，因為他無利可圖。但他們的錯誤的確也是類似的——蔣高明沒有起碼的水電技術常識，甚至像汪永晨一樣分不清基本的電力計量單位。所以，盡管他以學者身份嚴謹介入爭論，但屢屢讓方舟子陣營的若干人士當眾揭穿其外行身份。
隔行如隔山，劉建國、蔣高明這樣的職業學者在中國被視為大牌科學家，但這樣的科學家一旦超過其專業領域，犯的錯誤可能是低級的。其實，這樣的錯誤，在方舟子陣營里也存在。例如理論物理學家何祚庥，在四面出擊中將2005年的重點轉移到研究中國的資源利用水平上。他否認國家環保總局公布的資源利用水平，認為
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比重要比直接按 匯率法折算要高得多，這個觀點沒有問題，問題在于他想到了需要用ppp(購買力平價)來換算中國的gdp，卻忽略了在中國與世界gdp的比值計算中，如果分子用ppp折算了，分母也應該折算——世界各國的gdp都需用ppp來折算才對。這是小學數學問題。這兩位人物，“四有”基本有了，“四不”卻還欠缺。所以，即便是科學家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環境問題，也要看看是真內行還是假內行。不過，這也說明時代進步了，2005年的環境問題很多時候是在科學層面之爭，而科學的結論是惟一的，政客們八面玲瓏、永遠正確的廢話是沒有用的。[page]
但是，學者再有影響，也必須通過官員這種“變壓器”才能影響國家發展。而最能影響國家環保事業的部長，卻似乎與環保無關，這就是——
10、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
熟悉政務的人都知道，國務院系統的部委里，發改委(以前的計委)永遠排第一。因為這個部門不僅計劃經濟時代即便現在仍然是國家最重要的綜合經濟管理部門。而如果從原因上描述中國的環保國情的話，事實上大部分的工農業污染和生態環境的破壞都是不同層次的管理者因為“經濟發展的需要”造成的。而且，我國的污染源特點是單位能源消耗和單位污染物排出量的產值低，換言之，實現與發達國家同樣的生產總值花費的環境代價大。技術的劣勢加之經濟的劣勢決定我國的環保重頭在產業發展規劃，環保總局意圖達到的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如果沒有發改委的產業結構調整目標為依托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對環境有決定意義的大事往往更多出自國家發改委而非國家環保總局。今年關于建設環境友好、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節能的指導意見以及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等重量級中央文件都由國家發改委牽頭擬定，簽發者都是馬凱。
要深刻認識而非像劉建國一樣認識環保，必須看見中國的環保大勢——“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兩個基本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人為本。即是說中國的環保目前還處在因為“以人為本”所以才要搞環保的階段。從中央構建和諧社會的六個方面來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僅是六分之一，即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只是社會發展的局部領域。因此，在重化工業高速發展時期，將環境目標超前于其它發展目標是不現實的。務實地解決環境問題必須將其放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總目標下統籌解決，用中國國力、國情能夠接受的方式解決。這種解決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是比單純的污染治理更重要的。只有主管國家產業發展規劃的發改委從產業結構角度體現環保，才可能真正解決環保問題。就是說，只有抓經濟的馬凱考慮環保并在工作中體現了，中國的環保才有真正出頭的機會。或者說，潘岳掀起的環評風暴，最后還得靠馬凱來落實。
所以，馬凱排名靠后，但顯然可得環保領域的“最佳新人獎”。
評選頒獎致詞
盡管“需要英雄的年代是不幸的年代”，但也只有英雄才可能結束不幸的年代。真希望這十大環保人物中的官員成為末代環保英雄——中國環保將很快進入小康年代，中國將很快成為“環保發達”的“全民環保”國家。在全民環保的年代，挑起影響環境的大梁應該是學者和民間人士，決策中的官意應取決于民意。如果中國能像美國一樣，環保風云人物輩出，但沒有一人是環保局長、林業局長或水利部長，也許中國環保的春天就到了——各位朋友，年初，為環保許這個愿吧。
(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刊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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