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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偩?/a>在挺直腰桿中遇到的最大阻力：地方領導干部的觀念、干部政績考核標準、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現行的條塊分割環保體制
■環保事關全民利益，最易達成社會共識與共贏，是進行民主法制試驗的最佳領域
一場“環保風暴”，又從國家環?？偩?/a>刮向各地。
此前的1月24日，上任不久的環?？偩?/a>局長周生賢披露，松花江污染事件后，環保總局已對全國沿江沿河化工企業進行了拉網式排查?！拔覀円诖汗澓蟀堰@些企業曝光。”周生賢說。
兩周之后，受周生賢委托，副局長潘岳將查處情況向媒體公布。
“但我必須再次聲明，這不是來得快、去得快的‘風暴’，而是長期堅持不懈的執法行動。”2月7日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潘岳表示。
這位46歲的副局長，一年之前曾代表環?？偩謱﹄娏π袠I刮起了首次“環保風暴”，叫停了沒有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30家特大項目，一時間被人稱作“潘旋風”。
當“潘岳為官高調”的評論紛紛而至時，他嘆息道，自己這樣做與其說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說是“不負良心”。正常的履行職責激起這么大的反響和爭議，恰恰說明在此之前，“環?！痹谥卮鬀Q策和公共視野中缺席太久。
而此間的背景，則是新一屆政府“以人為本”理念及“可持續發展觀”的確立——在以前，諸如環保總局這樣的“弱勢部門”，潘岳這樣的“個性官員”，難以出現。
無意明哲保身，不怕樹敵太多
記者：2005年，環保總局做了很多事情，有聲有色，但在松花江污染事故后，板子打到環保總局身上，解振華局長去職。有評論說環?？偩謶撐〗逃?，做事不要過分高調。在很多人認為要明哲保身的時候，你們卻又刮起環保風暴。做官為什么要如此另類？
潘岳：松花江事件將在中國環保史上留下永遠的印跡。它證明了“環境危機”不再是危言聳聽的預言，也宣告了中國的發展由此進入了一個環境高風險的階段，應對這一風險，成為執政者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松花江事件反映出環保系統在危機處理上有深刻的教訓要吸取，例如信息披露制度與應急速度等。中央希望我們“舉一反三”，我們正在這么做。但舉一反三的結果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繼續改革，勇于戰斗。
現在的這次行動完全符合國務院的要求，得到了周生賢局長的大力支持，環?？偩诸I導班子的認識也高度一致。我不覺得自己孤單，因此也不覺得自己“另類”。
記者：你當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時，清查海外國有資產和國有資產流失大案；當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時，親臨現場收拾造假企業；當體改委副主任時，提出政改報告，呼吁宗教改革，得罪了不少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任環?？偩指本珠L沒多久，就提出綠色gdp和改變干部考核指標；刮環保風暴，更是直接得罪各種大利益集團。你不怕樹敵太多？
潘岳：我個人的言行向來一以貫之，不會因追捧而“高調”，也不會因挫折而“低調”。至于樹不樹敵，我想起一句老話，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這永久的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記者：但很多人為你的仕途擔心。你不擔心嗎？
潘岳：為了國家利益，我只要有一點機會，有一點權力，就要這么干。
記者：最近兩年，公眾空前關注環保問題，也空前關注環?？偩?，這與環保總局展現的強硬形象有關。你們的腰桿突然硬起來的原因是什么？
潘岳：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回答，就是“時候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切以階級斗爭為綱”；八九十年代是實施改革開放；未來20年將是在此基礎上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年代。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理念，環保是推行科學發展觀的前沿陣地，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最佳試驗場，我們甘當馬前卒。[page]
記者：有沒有這樣一種原因：作為“弱勢部門”，你們想提高自己部門的地位；作為個人，想獲得良好的名聲。用不好聽的話說，就是炒作？
潘岳：我不認為這是炒作。不管是“叫停30家”、“圓明園聽證會”，還是這次的行動，我們無非是不折不扣地貫徹科學發展觀，無非是真刀真槍地履行使命，無非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公開行政。
正常履行職責的行為為什么激起這么大的反響和爭議？恰恰說明，在此之前，“環?！痹谥卮鬀Q策和公共視野中缺席太久。因此，與其說環?？偩质恰疤岣叩匚弧?，倒不如說是“恢復地位”。
而且，這些所謂的“炒作”激起了一場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大討論，環保從此超出了專業的小圈子，真正走向了社會公眾。在圓明園聽證會上，發言的人有從外地趕來的70歲退休職工，也有12歲的小孩子，他們都拿著自己搜集的資料，對討論主題發表嚴肅的意見?？茖W發展觀要得到真正落實，必然要有強大的政治動力；催生強大的政治動力，就必須要凝聚強大的社會共識。從這個意義來說，此類“炒作”就是一場普及運動，一個預熱過程，一個提升階段。
對我個人而言，坦率地說，任何一個了解中國現實的人都知道，這樣的名聲并不符合許多潛規則，我這樣做與其說是“博得美名”，倒不如說是“不負良心”。
記者：在挺直腰桿中，你們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潘岳：無非是地方領導干部的觀念、干部政績考核標準、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現行的條塊分割環保體制。但一切阻力也是動力。
這次行動決不會虎頭蛇尾
記者：你們究竟有多大的強制力？是不是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大型規劃，雖未經過環評，你們也無力干涉？
潘岳：從當前的實際工作看，規劃環評并不樂觀。有的地方和部門在產業發展上仍然我行我素，我們無法提前介入。另外，規劃環評的經費、人員也是個大問題。由于這些原因，規劃環評的開展還很難，確實有一些重大的發展規劃沒有依法進行環評，就已“審批”通過，并且這種現象相當普遍，不僅是地方上有，國家部委也有。我們只能盡一切努力加強溝通和協調。
雖然環境影響評價法與國務院《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對這個問題有明確規定，但實際上環保部門的話語權和強制力很有限。環保部門僅僅組織規劃環評文件的審查，規劃環評報告書的結論以及審查意見并不具有強制效力，只是供規劃審批部門參考。也就是說，環評是不是能發揮實際作用，完全取決于規劃的審批部門。在這個事情上我們很被動，如果審批部門不采納規劃環評的意見，可能連個說明都不給我們，我們也沒辦法。
記者：那你們遇到阻力怎么辦？如果這次地方政府與企業不配合，過了時限依然故我，你們有什么強制性措施？
潘岳：如果真出現了不配合的情況，我們將雙管齊下，一是對其下達停產整治決定和經濟處罰。同時我們還將聯合監察部，依據即將出臺的《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對有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進行責任追究。
二是將檢查情況和查處結果及時向上級機關報告，并向全社會公開。這次行動決不會無疾而終，虎頭蛇尾。我們要對一些受到種種力量保護、“屢教不改”的污染企業，動點真格的。
環境問題是個政治問題
記者：近幾個月來，中國重大環境污染事故頻發，你作為主管環境保護的高級官員，請告訴公眾，我們生活的環境安全嗎？
潘岳：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了環境高風險時期———污染已經不是單個企業、單個地區的污染，而是布局性、結構性的污染。比如大量高污染高危險的建設項目布設在江河湖海沿岸、人口稠密區，一旦發生事故，就將威脅數百萬老百姓的安全。比如中西部爭上能源電力重化工基地的規劃，完全不顧有限的淡水資源根本無法支撐如此大規模的開發活動；比如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在進行“攤大餅”式擴張，城區空氣污染日甚一日……而且，隨著經濟開發活動的日益擴張，環境風險將逐漸超越地區疆界，變成全民性的問題。東部、西部，城市、農村，窮人、富人，誰也無法獨善其身。[page]
記者：為什么會產生這么嚴重的環境危機？
潘岳：在觀念上，有不少領導干部把單純的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把經濟發展等同于財富積累，把財富積累當成整個社會的惟一追求。一切資源都以眼前的市場價格來定價，而忽略土地、水源、環境、生物多樣性等稀缺資源的潛在價值。
不正確的發展觀必然帶來不正常的發展結果。比如gdp主導的干部考核機制，比如嚴重的地方保護主義，比如強大的部門和集團利益，比如環境法律數量雖多卻難于執行，比如條塊分割的環保體制，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
記者：應該通過哪些手段來解決這一問題？
潘岳：第一，用綠色gdp代替傳統gdp。綠色gdp扣除了生態和環境損失，能夠更全面地考量經濟發展的質量，避免虛假業績。
第二，一定要把環保指標納入現行的官員政績考核體系。這是最立竿見影的方法。
第三，一定要進行規劃環評。這20年來，決策部門在制定開發建設規劃時很少考慮環境影響，明白過來之后木已成舟。如果不從現在開始實行規劃環評，我們將永遠陷于防不勝防、治不勝治的惡性循環。
第四，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各種手段讓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人群對受損人群進行利益補償，讓上游地區和保護地區專心致志地保護資源環境。
第五，要全力推動公眾參與。
第六，要制定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獎勵可持續發展，懲罰高耗能生產。
記者：公眾參與能起到什么作用？今后影響環境較大的重大工程中，公眾如何才能參與決策？
潘岳：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在環保等公共事務上，市場向來是失靈的，轉型期的政府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往往顯得力不從心。這就需要依賴公眾的力量。公眾是環境最大的利益相關人，擁有保護環境的最大動機，只要有合適的渠道，就能釋放出巨大能量。
我們身邊就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日本。日本是島國，其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我們還要緊張，但卻是世界上環保搞得最好的國家之一。上世紀中葉，日本工業化進程中經歷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從1960年代起，日本公民發動了大規模的法律訴訟，媒體和民間組織也針對污染企業進行大規模斗爭。1970年，反對“經濟至上”的市民人數第一次以45％對33％占據社會主流，這使日本召開了首次“公害國會”，專門討論污染問題，頒布了一系列環境保護和建設循環型社會的法律。10年之內，身為工業大國的日本形成了一個人口資源環境文化相互協調的循環型社會。這個例子充分說明，公眾參與能夠在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公眾目前的環保參與程度還很低，原因不是公眾環保意識淡漠，而是缺乏參與渠道。去年環保總局對圓明園防滲事件進行了首個全程公開的聽證會，就是想做一個環境決策民主化的試驗。整個過程中反響之熱烈和影響之深遠令人深思。
在中國目前的國情下，良性的公眾參與不僅能補政府力量之不足，還能大大提高公眾對政府政策的認同度，更能提升國民的公共道德素質。更何況按照憲法，參與公共事務也是公民的權利。政府有義務去保障公眾的這項權利。什么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最佳體現？什么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最佳實踐？什么是科學發展觀的最真切的落實？什么是現代執政理念的最好貫徹？全看公眾參與和政府決策間的良性互動。這是道之根本，也是大勢所趨。
記者：聽說你們制定了一個環評領域的公眾參與辦法。這好像是中國第一個部委制定讓公眾有渠道參與決策的辦法。
潘岳：這個月我們就頒布這個公眾參與辦法。
記者：你曾提到，中國的環境問題不是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怎么解釋？
潘岳：這個“政治”是一個“大政治”的概念。環境問題是工業社會的痼疾，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面臨的共同難題。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國家，都在把“生態主義”吸納到自己的意識形態體系中。[page]
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更具備解決環境問題的基礎，因為馬克思主義在強調“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強調“人的全面發展”。我們與經濟至上論者不同，要求珍惜自然資源，杜絕浪費；我們與環境原教旨主義者也不同，不贊成徹底否定工業文明，而是尋求創造一種既能滿足需求又能減少浪費和副作用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便是我們正在研究的意識形態體系。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里，已經充分體現了這些內涵。
環境問題還是社會公平問題。公平是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政治目標，環境公平是社會公平的主要組成部分。解決了環境公平，就能夠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提供經驗。
環境還是一個民主法制問題。中國政府尚未完成向現代行政體制的轉型，大量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大規劃、大工程、大項目在“黑箱操作”中上馬，公眾不知情，也沒有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公共利益被一些利益集團大量侵蝕。要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實行民主與法制，就要提倡公共參與，就要政務公開與陽光行政。環保領域既關系著全民利益，政治敏感性又相對小，最易達成社會共識與共贏，是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試驗的最佳領域。
環境領域每一個問題的解決，都能為中國的改革提供借鑒。解決了綠色制造業問題，就能同步解決核心競爭力問題；解決了環境公平問題，就能夠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提供經驗；建立了民主科學的環境決策機制，就能夠為全面的行政體制改革提供范例；解決了環境文化問題，就能夠進一步完善充滿活力的可持續發展文化思想體系。只有擁有這樣的視野，才能夠真正理解環保對于當今中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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